上周去上小学里开的英语课,碰到一个东北的姐,下课之后我们和一个越南姐站在路边聊天,我跟她说I’m hungry everyday. 后来马路对面的马来西亚姐招呼我们进去坐坐,那会儿正是饭点,她刚煮好咖喱,我说it smells good. 几个姐都笑了,说我是饿了。
马来姐端了一小碗咖喱给我,她说这是她给小孩做的,只能分给我吃一点点。
她家很明亮,咖喱很香,她们分别是3个、2个、1个小孩的妈,聊了很多超市必买品和带小孩的话题。那是我曾经必然觉得无聊的话题,但是那个下午是很好的,在这些家长里短中,我重新感受到了异国生活的秩序。

失去的东西带来的感受很强烈,而得到的东西的触感是很轻柔的,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感知到。
感受强烈的部分,首先是指食物。
离开原本所处的上海的区位,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变得不再可及。比如可以用大额券的各种新鲜口味的奶茶,加10块配送费就能吃到的新鲜切角蛋糕,还有外卖小哥会准时准点送达的各路生鲜平台的外卖,当然也包括热炒。
上新,所有店铺永远都在上新,只要愿意尝试,总会有新的产品出现。
在上海的时候我也隐隐想过,这样对吗?这是一种可以持续拥有的生活吗?物质如此丰沛,几乎什么都能立刻得到。我不确定的点,其中当然包括外卖小哥的劳动。对比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危险,得到的薪水当然是微乎其微的,但还是要面临顾客催单、高峰时期超时带来的扣款。以前我上班路上要骑车,天桥底下的红灯很长,他们永远不会等到绿灯,而是钻空子在横向车道的左转轨迹中间寻找夹缝穿越。我也记得公司楼下那个临时建成的狭窄的外卖柜,过道很窄,铁皮柜子的门一直在开关开关,发出砰砰砰的声音,食物输入到这里,然后被取走,所有人互相之间打一秒钟的照面。
有时候遇到暴雨或者40度高温,我也会犹豫一下,不知道这个天气他们有没有额外的奖金(现在想来大概是没有)。点了外卖他们能得到薪水,不点外卖他们就不用在风雨里穿梭。那么到底点外卖还是不点外卖呢?
不过其实更多时候,我也没有真的陷入这种道德困境,只是公司附近的店都吃了个遍,或者晚饭时间想加个菜,那么就点外卖。
外卖小哥的劳动,让所有食物的取得都简化成——打开门然后说声谢谢。
现在看来真的太轻巧了。
当然还有餐饮业从业者的劳动。都说餐饮难做,疫情之后越来越难,常吃的店倒闭了好几家,但是新店仍然在涌上来,点外卖的时候常常在选项中迷失,几十块钱,所有店家都争先恐后地喂饱我。
在上海外食更是容易,虽然本帮菜的口味令人疑惑,但是日料韩料意大利菜,只要花点钱,总有能让人无比满足的选项。
相比之下,这里的外食店很贵,sku也少得可怜。偌大的日料店只有两款拉面和两款定食,售价高达100多人民币。于是我在匮乏的选择和昂贵的外食中间感到越发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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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毛象看到象友说,初到国外,要重新建立对物价的度量,她刚到某地的时候虽然远不至于饿死,但一开始总感觉自己要饿死了。
这种感觉不陌生。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吃素。因为香港虽然有着很多很多的好餐厅,但就是要花上我心理价位两倍的价钱,才能得到想象中的味道。
澳洲也是一样的。
在还没赚到当地的货币之前,买菜的时候无法不做*5的计算。1刀一根的特价玉米原来也要五块钱,悉尼火车站4.8刀的矿泉水换算过来要25块,比我在剧院买的巴黎水还黑心点。
但其他东西都可以减省,唯独吃饭不可以。或者在我的脑子觉得可以的时候,身体已经有了反应。大脑觉得出了什么大事,存款不能按之前的消费水平计量,于是身体很饿,即便吃过羊肉牛肉牛奶酸奶,过了三四个小时还是照样很饿。
我们逛超市,大量地逛超市,大量地采购,但好像不管怎么采购都不够。房东的大冰箱分成三份,室友用一格,我们用一格,她自己用一格。虽然我们的那格总是塞得很满,但也消耗得好快。微波炉加热的米饭两天就会吃光,再大桶的牛奶也不过三四天就见底,下次去超市又要负重回家。
冰箱,人类现代储存食物的百宝箱,好像也填不饱我胃里面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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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饥饿,过去将近一个月中我吃了大量甜食,健康等级最低1.5星。
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对甜品这么有热情,但它们大多数是糖的堆砌,带着工业制品粗糙的调味。不满足,完全无法满足。
我知道底层人吃这些1.5星的食品是为了止痛,但大概更换环境的不适应,并没有到「痛」的程度,所以它们无法安抚我。
看到公众号的盒马抹茶季上新我都快馋疯了,天哪怎么所有东西看起来都这么好吃呢?然后我又搜索小红书抹茶甜点,好吧它告诉我,所有好吃的抹茶烘焙都是亚洲人开的,所有这些店都在悉尼。

在路上的时候我要吃高糖的蛋白棒,到了空空的新家我要吃掉包里的所有小零食,到了半夜我还要吃酸奶配冷冻莓果。每一天都很饿,但按照吃下去的食物热量来计算的话,明明不该有这么饿的。
然后我想起每个饥饿的时刻,上一次是疫情封控刚开始的时候,我准备了一周的食物,然后得知清明之后不会解封,晚上我躺在床上盘算自己的物资,算到了橱柜里的若饭——好像就到若饭为止,我知道自己不会饿死了。
再上一次是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吃不惯甜口的本帮菜,但连公司门口的日料店都加入超额的糖。无法在30块以内点出非预制的外卖,于是我也一路掉秤,直到碰到广东过去的同事,给了我一份外卖白名单。
在我感觉最饿的时候,我们去了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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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虽然臭臭的,但是生活显得好容易。它好像另一个上海,所有东西重新变得触手可及,街角有咖啡店和杂货铺,食肆遍地都是,只是再多花点钱,大概用上海的两倍物价也可以得到不错的中餐。
吃到避风塘鸡翅的时候我当然是激动的,连配料都挖了好几大勺用来拌饭。
但是咀嚼的时候,有几个瞬间我确实很恍惚,这是在澳洲吗,还是在上海?居民楼下的小店,有点咸得过分的调味。中餐从一个想要的味道变成了具体的食物。具体的食物就不再是一种思乡的意象,它变成和以前一样,是我会挑挑拣拣,也经常无法作出选择的东西。
等菜的时候看到留学生在店里解决午餐,不用算价格就点两个菜,最后也没吃完,大概就是人民币200元。这确实太容易了点,只不过是再多花点钱——大多数有钱人身上就流露出这样庸俗的气质,所有问题不过是钱的问题。那一小撮有钱的留学生群体,或者机场休息室里,婴儿都用LV围兜。而我虽然想变有钱,但不想庸俗。
到晚上离开悉尼的时候,我跟灰说,城市很好,不过我也不需要总是在悉尼。

或许比起和以前一样的环境,通过惯性续航,我现在更需要的是和从前不同的东西,而我可以在这过程中获得新的启示,重新调整生活的重心。
也问灰的朋友,在美东看不到好的演出会不会想念上海。
她说可是现在日本的很多乐队也不给进上海了,所以想看的演出很多也看不到了。
我才反应过来,是了,那些想象中氛围很好的现场感,大多数还是在想象中。上海也在变化,在上海能看到的东西也在变化,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都在充分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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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那一顿高盐高油的午餐暂时缓解了我的中餐瘾,但是饥饿并没有减轻。
我们开始收拾新租到的房子,虽然一开始没有捡到冰箱,也没有带去干粮,甚至管道水的氯味也更重一些,让人无法放心地直饮。身体几乎形成条件反射,一进房子就饿,一干活就更饿。直到灰开始在新家做饭。
还没有椅子的时候,先在厨房岛台边站着吃上了披萨和炸鸡翅。
然后开始在一口小锅里面做蔬菜,然后不用再担心房东的电费,也吃上了烤箱菜。
前天在超市看到了绢豆腐,昨天带去了亚超买的皮蛋,吃上了皮蛋拌豆腐。皮蛋拌豆腐是灰的招牌菜,和我爸做的酱油版本显著不同的是,会加入脆哨、干辣椒、藤椒油,形成一种云贵川的调味。
虽然灰做过很多好吃的菜,但如果要说一道最简洁有力的菜,那好像就是这道。
我不知道除了中国人还有哪个国家吃皮蛋,奶奶还给我讲过他们之前会用石灰自己腌皮蛋的故事。这是每个人的出厂设置,喜欢吃就是喜欢吃,甚至因为太过习惯而无法理解老外试吃的视频里,痛苦面具到底来自皮蛋的哪一部分。
我记得第一次吃到瞳孔地震的那个版本,后面灰又做过太多次了,我都能分辨出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昨天的版本没有藤椒油,又没有提前腌入味,刚好是一个可以空口吃的版本。米饭热得不够,晚上又不在新家吃饭,所以我空口吃掉了所有剩下的皮蛋豆腐。好像就是从这一顿之后,我不再感觉饥饿了。
今天灰上学回来,问我要不要吃酸奶,我说刚吃完中饭,先不用了。灰说好久没听我说这句话,感觉很新鲜。
在知道自己安全的同时,我就不再恐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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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生活环境确实存在一种阵痛,虽然从灰身上我感觉不到这点,她总是发散着一种平静的电波。好像她家里大厨之手的菜虽然好吃,这里的烤箱菜也非常不错。
但我如今已经接受自己的波动。我自身的波动让我迫切地想要脱离某种环境,改变某种现状,向下一步走去。就像没有饥饿就没有那顿皮蛋豆腐之后的满足,没有看过不满意的剧,就不会记得《大状王》的隽永。
而也只有我的胃平静下来,我陡然失去的部分被重新填补之后,来这里所得到的东西才变得可以感受。
比如这里没有那么多摄像头。
比如到达三四天之后我才突然反应过来——喔!我可以给telegram换个号码了。
虽然来之前很害怕遇到racist,脑补了几十种争吵的场景,但是至今为止几乎每一次遇到的陌生人都很友善。会有人在我们拿着行李箱去坐火车的时候一边踩着滑板经过一边说帮我们按住电梯,邻居会在我询问冰箱的时候把冰箱送给我。Teenager只是吵了一点,但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出格举动。
租房的过程很麻烦,但是同样的安全感也反馈到我身上。是啊,我需要的不是随机遇到的贵人,随机倚仗的运气,我想要一种即便运气不那么好,也感到安全的生活。
但这都是在吃饱肚子之后。
先吃饱,然后才能开启新的生活。



























